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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法律的解释权，可以随着地方财政的需求而随意扭曲，如果“非法经营罪”这个臭名昭著的口袋罪，依然可以被地方执法部门随意张开，用来吞噬那些创造税收、解决就业的民营企业，那么恐慌的将不仅仅是一万家灵活用工平台。
昨天你还是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纳税大户”，今天你就是涉嫌非法经营的“犯罪团伙”。这种由于法律适用极其主观而导致的“盲盒式监管”，正在摧毁民营企业最看重的两样东西：安全感和可预期性。
炒股杠杆平台作者 | 杨雄
出品 | 有戏Review
镇江的一场传销案打了个喷嚏，杭州的一家科技公司却确诊了重症肺炎，甚至险些直接被送进太平间。
2024年初，江苏镇江丹徒警方在侦办一起名为“宝箱计划”的传销案时，顺着一笔间接的资金流水，跨越数百公里，对杭州远橙悦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下称“远橙悦动”）立案侦查。
这家原本在杭州安分守己敲代码、做灵活用工代发薪酬结算的企业，一夜之间被扣上了涉案46亿“非法经营罪”的帽子。
五名高管被抓，随后交了1700余万元换取取保候审。这套行云流水的操作，不仅给一家年业务数十亿的民营企业按下了暂停键，也给全国超一万家同类平台示范了什么叫“飞来横祸”。
当然，更有意思的是，案件原定于今年6月开庭，却因为被告人张超使出了一招“同归于尽”的绝地反击——向法院实名举报了27家业务模式完全一致的同行——导致法院至今迟迟无法开庭。
在这起被冠以“中国首例灵活用工平台非法经营案”的事件里，我们看不到法律的准绳，只看到了裸露的利益、荒诞的逻辑，以及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执法随机性。
（关联报道详见网易号“法治边角料”）
1、跨省的网，捞金的鱼
让我们先来鉴赏一下，这套堪称“财务外科手术”的跨省执法。
根据家属披露的信息，远橙悦动注册在杭州，业务在杭州，高管在杭州。他们没有镇江的客户，更没有向镇江的传销人员直接代发过工资。丹徒警方仅仅因为传销案中有一笔资金流过了远橙悦动河南子公司的账户，便果断跨省立案。
这种操作，在近两年的法治新闻里，有一个生动且充满海鲜味的名词：远洋捕捞。
当地方财政吃紧，某些执法机关的办案逻辑，便悄然发生了变异。刑事打击不再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而是变成了一种创收手段。
“宝箱计划”传销案涉案不过5000多万，而远橙悦动作为一个流水巨大的合规代发平台，其资金盘高达46亿。
这就好比你去池塘里抓泥鳅，结果顺着水管发现隔壁有个养殖场，于是泥鳅也不抓了，直接把人家的鱼塘连锅端。
而更黑色幽默的是，人抓了之后，交钱就能取保。总经理、总经理助理、运营负责人，三个人被明码标价，交了1000多万后重获自由。
整个公司及渠道商前后一共交了1700多万。公安部在2020年就出台了《公安机关异地办案协作“六个严禁”》，2021年又发布了《禁止逐利执法“七项规定”》，严禁变相扣押涉案财物。最高检在今年3月更是直接开展了“趋利性执法司法专项监督”。
但在这起案件中，公安部的红头文件，似乎在1700万的真金白银面前失去了重力。这家杭州的民企，就像是一块行走的提款机，被精准地扫描、锁定、提取。
2、牌照的悖论与全球的常识
剥开管辖权的程序外衣，检方指控远橙悦动“非法经营”的核心逻辑是：你做灵活用工的资金结算，属于“公转私”，但你没有《支付业务许可证》（即支付牌照）。
这是一个足以让中国灵活用工行业感到震惊的指控标准。为什么？因为全国一万多家灵活用工平台，包括年结算规模超千亿的头部企业，几乎全都没有这张牌照。
不仅没有，监管部门也从未要求此类平台必须持牌。这类平台通过银行银企直联系统完成资金发放，全程在金融、税务等部门的监管之下。他们解决的是企业零散用工无法合规结算、外卖员快递员无法合法纳税的行业痛点。
把这种在阳光下运行、照章纳税的商业模式，等同于地下钱庄的“非法经营”，是对现代商业常识的公然侮辱。
我们来看看那些商业文明与法治环境高度成熟的国家，会发现这种指控是何等荒谬。在欧美市场，类似于Deel、Gusto这样的薪酬结算SaaS平台，或者基于Stripe Connect的灵活就业支付系统，其运作逻辑与远橙悦动毫无二致。
实际上，成熟法治国家对这类“代理收款/付款”业务有着极为清晰的豁免边界。只要资金不脱离银行体系监管，只要企业履行了反洗钱和代扣代缴税务的义务，它们就被视为合法的软件服务商（Software as a Service）。
在那些地方，法律是一堵透明的防风玻璃，企业知道红线在哪里；而在这里，如果没有极高层级的背书，法律随时可能变成一张可以任意拉伸的网。
昨天你还是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纳税大户”，今天你就是涉嫌非法经营的“犯罪团伙”。这种由于法律适用极其主观而导致的“盲盒式监管”，正在摧毁民营企业最看重的两样东西：安全感和可预期性。
3、同归于尽的防守，宕机的审判
面对这种降维打击，远橙悦动的创始人张超展现出了一种令人拍案叫绝的黑色幽默。
他没有坐以待毙，而是反手给法院寄去了一份厚厚的举报信。既然你说我这种模式是非法经营，好，我举报27家跟我业务模式一模一样的同行，其中包括行业里的庞然大物。既然要判，大家就同案同判，一起把牢底坐穿。
这一招，直接把办案机关架在了火上烤。
法律的本质在于公平与统一。丹徒区法院现在面临一个世纪难题：如果判张超有罪，那么按照检方的逻辑，这被举报的27家企业全都是犯罪集团。
这其中不乏各地政府的座上宾、利税大户，甚至有获得最高法、最高检课题立项支持的行业巨头。丹徒区法院敢不敢把这27家企业全定性为非法经营？丹徒警方有没有胃口把这上百亿、上千亿的盘子全给“远洋捕捞”了？
如果不敢，如果不能，那凭什么单独判张超有罪？
于是，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法治奇观出现了：原本定于6月16日的庭审，被无限期推迟。几个月过去了，对于张超的举报线索，公安机关不回复，法院不推进。
机器在这个逻辑死结面前，直接宕机了。
这种僵局，不仅扯下了趋利性执法的遮羞布，更暴露出某些基层司法机关，在面对“真理”时的窘迫——他们想要的只是一案一结的罚款入账，绝不想引发整个行业的连锁雪崩。
4、3.2亿人的饭碗，与悬着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远橙悦动的案子，早就不是一家公司的生死问题了。它是一块试金石，测试着中国新经济领域的法治底色。
数据显示，中国目前的灵活就业人员已经达到3.2亿人，占总就业人数的44%以上。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带货主播、自由撰稿人……这3.2亿人的工资结算、个税代缴，高度依赖于灵活用工平台。
行业里最魔幻的割裂在于：
同样的商业模式，头部企业“云账户”的董事长获聘司法部首批“特邀行政执法监督员”，频繁接待中央领导调研，享受着国家鼓励新业态政策的阳光雨露；而规模稍小的远橙悦动，却在镇江丹徒被当做“地下钱庄”围剿，几名高管随时面临锒铛入狱的深渊。
这种极端的双重标准，是对法治精神的公然嘲弄。
如果法律的解释权，可以随着地方财政的需求而随意扭曲，如果“非法经营罪”这个臭名昭著的口袋罪，依然可以被地方执法部门随意张开，用来吞噬那些创造税收、解决就业的民营企业，那么恐慌的将不仅仅是一万家灵活用工平台。
当企业主们发现，无论自己多么努力地合规，多么积极地纳税，最终都可能因为某地警方的一个“办案指标”而倾家荡产时，他们还会投资吗？还会创新吗？
远橙悦动案迟迟不开庭，或许是丹徒法院还在权衡利弊。但真正该被审判的，不应该是张超和他的员工，而是那种视法律为猎枪、视民企为猎物的畸形执法生态。
在这场46亿的罗生门里，如果不拔掉“远洋捕捞”的利益管子，不确立统一透明的商业规则，那么达摩克利斯之剑，就会悬在每一个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头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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